在洋务派企图通过移植西方技术“求富”、“求强”失败后，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把维新志士推向了历史舞台。他们从“大变”与体制改革入手，致力于民主启蒙宣传与民主政治进程。在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主的历程中，维新派迈出了坚实、悲壮的第一步。
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有识之士就认为民主制度是西方国家富强的本源，也应该是中国臻于富强、实现长治久安的基础。甲午战争的失败催促维新派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何以贫弱、西方何以富强、日本何以迅速由弱变强等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专制为败弱之源而民主为富强之本。梁启超断言：“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与严幼陵先生书》）严复则说：“夫欧亚之盛衰异者，以一其民平等，而一其民不平等也。”（《严复集》第622页）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七书》中强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他们相信，要使中国衰而复振、转弱为强，关键在于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在于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那么，变专制为民主何以能使国家转弱为强呢？维新派着重阐明了以下道理：专制政体的原则是腐败，实行民主则“事皆出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上清帝第四书》），可以杜绝官吏揽权肥私；专制君主视社稷为一己之私产，人民离心离德，实行民主则国家为天下之公器，人人“各私中国”，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原强》），上下同心，举国合志，必然带来一片生机；专制社会“以农立国”、“重农抑商”，官不护商且与商对立，实行民主则可革除扼杀工商发展的弊政，为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工业化铺平道路；专制社会以科举制、文字狱等形式禁锢智慧，箝制学术，阻碍科学的发展，实行民主则可以挣脱科学发展的羁绊，科学之需要民主犹如生物体，“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严复集》第560页）人们或可说政治腐败、国民愚弱、自然经济、科技落后等是导致败弱的因素，若更深而求之，则专制体制是这一切的总病源。相应地，改专制为民主是使国家转弱为强的根本良方。他们批评洋务派试图避开体制转换这一环而欲枝节为之，是“马体牛用”，舍本逐末，必然事与愿违。
维新派倡导民主，既有手段意义，又含有目的意义。在其心目中民主是与独立、富强并立的目标，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内涵，是人类朝着更合理、更完善的方向发展，最终达到太平、大同的基本特征之一。康有为描绘未来大同理想社会的主要旗帜之一就是民主主义，大同之世被设计为一个人性得到完全解放，人人平等、独立，没有君主，共和大盛，由代表全体人民的“公政府”管理社会的人间乐园。
可见，在维新派那里，民主既是富强的基本手段，是确保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得以成功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识之一。这就向后人昭示了一个真谛：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没有现代社会。民主手段意义的凸现，则充分说明了戊戌维新运动的爱国性质。
关注政治改革的康有为等人对兴民权有赖于开民智、建设民主政治有赖于培育具有自由思想、自治能力的国民这一点是认同的。康氏在百日维新期间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一书中即反复强调了开民智是兴民权的前提，反对在当时中国民智未开的情况下遽开议院，但他们又深信开民智、提高国民政治文化素质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不能坐等这个条件的到来，而把政制改革推到遥遥无期的将来。这一情势驱使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推进政治进程的策略。
在变法理论层面，他们祭起“托古改制”的法宝。康有为撰写了《新学伪经考》等书，把孔子打扮成具有民主色彩的改革家，宣称由君主专制而至君主立宪是符合儒学“三世说”的与孔子教导的。他们把实行民主由异端曲解为正统，旨在减轻阻力。
在实际操作中，专注于对中央权力机构进行变革的康有为，由早先主张的“设议院”转而主张“开制度局”。他在《上清帝第四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提出“国事付托国会议行”，但到了1898年的《上清帝第六书》变成了“开制度局于宫中”。按其设计，“制度局”由皇帝“超擢”“十数人”组成，设于内廷，与皇上“共同讨论”，是具有立法职能的新政决策机构，带有浓厚的咨询色彩，与资产阶级国会有很大的距离；又在“制度局”下设法律局、税计局等12个专局，成为中央新政的行政机构。这一方案也具有明显的妥协性质。与康有为着眼于“变于上”有别，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把目光投向了地方政制变革。他们认为，其时民智未开，在京师设立作为全国性立法机构的议院条件还不成熟，但应立即实行地方自治，通过设立地方议会来提高官绅的现代政治文化素质与政治能力，以作为将来开国会的准备。1898年2月，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成立南学会，“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梁启超年谱长编》66页）。按梁启超的设计，南学会是以绅士为对象、以一年为期的议员培训班，经一年培训将有半数可任议员，除酌留为总会议员外，分遣为各州、县分会议员。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严复指出：“虽不必遽开议会，然一乡一邑之间，设为乡局，使及格之民，推举代表，以与国之守宰相助理，则地方自治之基础矣。”（《严复集》98页）由“及格之民”推举代表组成乡局协助当地官员进行管理，这一思路进一步把变革取向放在对基层社会的改造上。由此看来，维新派既希望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提出了自下而上推进民主、具有操作性的方案。维新派政治纲领更完整的概括当为开制度局与实行地方自治。
政治民主化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具有阶段性的动态过程，每一阶段的目标既不应该滞后，也不宜超前。维新派没有因为“民智未开”、“国民程度”不足而放弃已被证明滞后于经济近代化的体制变革，而是顺乎潮流把近代化变革由经济领域推向政治领域。他们在政治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把开制度局和实行地方自治作为即时目标，而把设立全国性立法机构——国会作为下一步目标，也是无可厚非的。由于维新派所聚集的民主力量过于弱小而维护专制的顽固势力过于强大，这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首次尝试不可避免地流产了，但其意义仍十分重大：民主化作为现代化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经启动，尽管一波三折，但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
维新运动更主要的成果是在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价值基石方面。这以严复为代表。他将政治民主归结为个人自由，把以政治民主化为指向的社会结构的再建归结为以个性解放为旨归的主体意识的重塑，强调兴民权必须以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基础，主张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他认为民主制度是一种平等制度，但只有国民素质普遍提高了，才有可能实现真正平等：“平等必有所以为平者，非可强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使是三者平，则郅治之民主至矣”（《严复集》第957页），即把办教育作为兴民权的根本途径。
梁启超游移于变政与新民、兴民权与开民智之间。不过，他真正热衷的不是变法政治运动，而是严复所主张的“开民智”工作。他积极从事的湖南维新事业正是有见于民智之重要。他仅有一次主动带头上书清帝，是要求废八股、变科举，也属于“开民智”的范围。戊戌变法失败的沉痛教训，使他愈益认同于严复的启蒙“三民”主义，发表了《新民说》等论著，提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改造国民性的系统理论——新民理论。
严、梁对重塑现代国民有着如此强烈的自觉意识，这使他们成为“五四”前两位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严译西方学术名著与梁氏1902年前后“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是戊戌启蒙思潮的代表性成果。当然，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提高国民政治文化素质的“开民智”工作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戊戌启蒙思想家对诸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等的体认是颇为深刻的。他们揭示了与“为民作主”的传统民本思想截然不同的、近代民主的底蕴——主权在民、由民作为；揭示了自由是“天之所畀”，是人生不可让渡的权利；张扬了平等的原则，认为一切人际关系只应以朋友之道贯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都应该是平等伙伴关系。维新派的政制改革很快被超越，而他们的民主启蒙宣传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革命派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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